自驾阿姨苏敏在路上

这两年，流量与热度也为苏敏带来稳定收入，她不断改进自己的旅行装备。拍摄设备不断升级，从最开始一部手机升级成三台运动相机，一个无人机，一个360全景相机。在元谋县的土林景区，苏敏熟练操控无人机进行远景拍摄，并且能够找到适合的机位来录制自己的独白。

此外，她还换了辆新的房车。去年春节，女婿刘伟伟去保定提了车，在郑州上好牌照，带着女儿、外孙一路从郑州开到海南，和苏敏一起过年，顺便把车交接给她。白色的小 Polo则被邮寄回郑州。

和之前的Polo车顶帐篷相比，这辆市场价近40万的房车看起来更像一个流动的家。苏敏不必再担心雨夜的被褥会受潮，车里有内置的中央空调。也不用跑很远的距离提水、烧水，支淋浴帐篷了，房车里有功能齐全的卫生间，可以随时洗漱。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故事，苏敏的旅程也变得比以往顺遂许多。几乎每到一处露营地，她都能碰见关注她账号的粉丝。

更重要的是，足够的经济实力给了她更多的自由。现在的ETC卡绑定的是她自己的支付宝，她任性地在各个城市的高速上穿行，不再绕国道，之前丈夫抱怨收费的电话也不再打来。

也有令人沮丧的时刻。比如新的景点不再轻易令人兴奋。苏敏说，随着旅程的延长，她发现这座城市和那座城市之间似乎差不太多。比起在城市里穿行观光，她更愿意呆在某处的露营地，呆在她的房车里。

很多时候，她的行程开始带有目的性——去拍摄接下来要发布的短视频，或者某则商业推广——她不再仅仅是一位游客，还是以“出走”、“自驾游”为标签在互联网上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博主。

但总有一些瞬间将她拉回地面。生活质量的改善没有弥合家庭的缝隙，反而让一些矛盾更加尖锐了。

苏敏外放三弟的微信语音，每一条都在骂她，说她现在把全家都得罪了，要把妈妈气死。之前，苏敏需要补缴养老保险的费用，那时候她还没开始做自媒体，手上没什么积蓄，挪用了父亲2万5千块的丧葬费，被三弟一直记恨至今。

去年，她攒下一些钱，让女婿把挪用的钱给三弟送过去。但辱骂仍然没有停止。“他就感觉我家过得好，不管他们了”。

这些年，三弟似乎一直将她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当时苏敏在郑州送报纸的时候，也介绍了三弟过去，后来报纸行业衰落，又介绍他去跑保险。但三弟始终没正形，单位点了名，也不跑保险就回家，买点菜回去一做，往床上一躺，下午五点才醒。

“我弟弟真的是我背大的，我妈身体不好，弟兄几个从小都是我给他们洗衣服、做给他们吃，给他们喂养那么大，结果因为2万块钱把我骂得什么都不是。”亲情也令人失望，经不起推敲。苏敏说，她现在和几个兄弟的关系很淡漠，这个世界上唯一让她牵挂的也只有女儿了。

苏敏的旅程每天都在连续，老公却一直留在原点。

在迅疾的网络世界，他的公众形象明显而固定：一个在婚姻里实行AA制，擅长精神PUA并屡次家暴的糟糕男人。咒骂与质疑从未间断。他没有公开回应过任何言辞，像一团近在咫尺却面目模糊的影子。

12月初，我在郑州第一次见到了杜周城。他出人意料地周到热心，一直笑眯眯的。他比苏敏大一些，本年62岁，留一头灰白的圆寸，脑袋和肚子一样饱满。

苏敏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引起数次评论，但在现实中，老公杜周城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他说自己没有直接看过相关报道，都是他人的转述，乒乓球的球友，或许小区邻居，有时候见到他会问一句：“嫂子开房车呢？”他会惊奇地反诘，你咋知道？“我一般不会自动跟他们说。”

快90岁的姑父知道后把他喊到家里骂了一顿，“他说，看你俩过得啥这一辈子？去搭飞机到云南把她接回来。”杜周城一开端对待这件事的情绪是冷处理，“本来的事她已然说了，谁有法子？只能尽量往优点上想，本来的关系都落定了，只能今后关系维持好一点。”

但他一直没有“维系”的动作。“我也动火，你说这过一辈子了，我自己在这天天煮饭，我也够难了。”最开端，他以为苏敏仅仅短暂地离开，最多一两个月就回来了，没想到她决心那么大，挨近两年没回郑州，“把外边儿当个家了。”

现在，他一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觉得自己越过越“独”了。尽管两个人曾经也是分房间睡，总是吵架，但屋里总能有个动静。现在整个房子空空荡荡的。

杜周城把时刻大量耗费在乒乓球和广场舞上，上午参与中老年组的练球，晚上准时出现在跳舞小广场，下午他一般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中心四套，固定频道。“有时候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了再接着看。”

他并非彻底不重视苏敏的音讯。他对各类APP不熟悉，安卓机上自动安装了许多软件，他从来没点开过。但最近两年，他学会了运用抖音，并在上面重视了苏敏的账号。偶然，他会在上面搜索“五十岁阿姨自驾游”，看看苏敏到哪儿了。

但他几乎没有自动询问过对方的近况。曾经由于ETC卡绑定的是他的银行卡，他还会在扣除金额大于100元时给苏敏打个电话。后来苏敏换了房车，卡也换成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他们之间的联络就彻底断了。

至于这段让苏敏感到痛苦绝望的婚姻，在杜周城看来，已经是还不错的结果了。他参照的坐标系是他的兄弟们，“我们家弟兄仨，老二老三都离婚了，我没离婚”，他觉得这意味着某种成功。

关于动手打人这件事，他承认自己实在操控不住情绪，“有时候吵烦了，她一顶嘴，我容易操控不住（动手）。”但这些在他的观念里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在家里哪有不‘叮咣’的？”

他小时候在乡村长大，父母也会吵架，吵急眼了也要动手。说自己是在几个兄弟里挨揍最多的那个，用鞋拖，或许木杆。“乡村的三间房是通房，房子傍边是个门。那时候都没有锁，都是门串子。然后（父母）叫到屋里头串上门，打得再疼再狠也跑不掉。”

和苏敏身世城市不一样，杜周城家庭条件很差。他至今记得那种苦，其时乡村分给各户的油很少，他们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红薯干或许红薯面做的馒头。在厨房的梁条上系绳子，绳子末端挂钩，大家会把红薯和馒头挂在上面，避免被老鼠狙击。他总是祈祷别下雨，否则红薯面会发霉。从家到校园有十几公里，他家里没有自行车，不论冬夏，都需要背着馒头步行去校园。

少年杜周城有次嘴馋，用罐子加盐，又偷了一点油，加水和好，用来蘸馒头吃，“又咸又香”。不巧被二弟发现了，给他吆喝了出去：“杜黑子偷吃油！”（他由于肤色被叫做“黑子”）

童年的艰苦让他非常垂青金钱。不仅要有钱，还要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结婚后不久，苏敏从化肥厂下岗，到郑州找他，两个人开端一起日子。他估计着开支，每笔钱花到哪儿都要问清楚。

这让苏敏一度感觉到痛苦，后边两个人发展成AA制，各管各的钱。杜周城说，自己这么做还有一点私心，“她家好几个兄弟，也不咋上班，（AA）我起码能操控点，或许她给家里协助少一点。”

苏敏与她的新房车，这晚她将在土林景区内露营。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估计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他缄默沉静顷刻，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个的确没有”，他说，自己脑子里没有沟通的概念，“你现在提出来，我觉得有点遗憾了，我的确没有往这个上面想过，就觉得到底是一家人，没有那么多规矩。”

和在乡村生长的同龄人比较，他说自己算得上“混得不粗”，一路还算顺遂，最终以作业编的身份退休，每个月能领五六千块退休金。1978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去了兰考县打零工，做给铁门除锈的手艺活。后来听说郑州黄河河务局招工，他顺利当选，也从非正式的零工转为了正式工，在河务局呆了整整40年。

他在河务局做过很多类型的作业，发电机组维修工、防汛一线，但他最喜欢的作业仍是给领导开车——这个活不大用讲话，保存领导的秘密是胜任这个岗位的必备要素。

在单位里，杜周城很少参与酒局，他不大能喝酒，也不怎么抽烟。偶然参与聚会，他是坐在边角静静吃菜听着的那个角色。

“不会说话”的特质延伸到家庭内部，表现是他总是挑三拣四，“说话带刺儿”。他说自己有时候一句话说出口也会懊悔，但在当下那一刻，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出于一种男性的自尊，他从未向妻子和女儿道过歉。“我在外边也这样，有时候说话不带刺儿，但他人听起来就是不太得劲。”

这些年，他对妻子、女儿没有什么多余的热心，这一起意味着，他自己的日子也充满阴郁——他也是这个小家庭的一员。但杜周城对此并没有糟糕的感触，他对美好日子的幻想仅限于，在郑州买一套房子，有辆归于自己的汽车，有个看起来完整的家庭，“我的方针就这些。”他认为自己总体算是达到了预期。“没有奢求有多富裕，你也撵不上人家，我对我的日子根本没有太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