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洋称嫌疑人跷二郎腿态度嚣张

孙卓和符建涛与亲生父母相认1年零4个月后，拐走他们的嫌疑人被送上了法庭。4月7日19点，历时长达4个半个小时的庭审，吴某龙涉嫌诱骗儿童违法、吴某光涉嫌窝藏、包庇违法一案，在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结束。孙卓和符建涛的家人出庭旁听，见证了嫌疑人受审的进程。该案未当庭宣判，将择期宣判。

19点，符建涛的母亲彭冬英走出法庭。她表明，检方在法庭上以诱骗的罪名对吴某龙提出上诉，量刑主张是5年有期徒刑。他们向吴某龙提出了数百万的民事补偿诉求。关于诱骗罪的罪名，吴某龙表明认罪认罚，但不愿承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补偿费用。吴某龙称，自己已经抚育了孩子，不该该再承担费用。而吴某光对检方指控的窝藏、包庇罪予以否定。

19点10分左右，孙海洋走出法庭，情绪激动，痛哭失声。情绪平复后，他表明，他问过吴某龙，他是怎样偷走孙卓的，吴某龙此前一向坚称，自己什么都记不得了。今天（4月7日）在法庭上，他终于供认自己拐走了孙卓。“不管诱骗仍是拐卖，把我的孩子带走，对我形成的损伤都是一模一样的。”孙海洋说。他表明，在法庭上，他看到吴某龙坐在他前面，翘着二郎腿，觉得他态度十分嚣张。

孙海洋的代理律师表明，此次开庭的焦点首要围绕转账记载等核心证据。侦办机关还在破解当事人的银行卡，以调查相关转账记载。

孙海洋曾多次揭露称，无法承受拐走孙卓的嫌疑人只判5年。此前，孙海洋曾对红星新闻记者表明，若审判结果无法承受，或将提起抗诉。

“吴某龙把两个孩子拐走了14年，给两个家庭都形成了14年的苦楚。有的家长找孩子找了几十年，家破人亡。偷走一个孩子的时刻越长，对家庭的损伤越大。嫌疑人只判5年有期徒刑，这对寻子家长们来说是不公道的。”孙海洋说。

此前孙海洋还表明，将对嫌疑人吴某龙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吴某龙补偿精力丢失费等580万元。“我要让他一辈子都还不清。”孙海洋说。

孙海洋说到，此前收到检察院的量刑主张后，他更换了代理律师，希望能找到吴某龙涉嫌拐卖的证据。

4月6日，孙卓的姐姐孙悦承受等媒体采访时提出，希望能从立法方面撤销诱骗罪，把诱骗罪和拐卖罪一致成“拐带罪”。她认为，不管被拐走的孩子去向如何，把孩子从原生家庭带走，就已经对孩子、孩子的家人和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损伤。

符建涛的家人也见证了庭审。庭审现场聚集了许多举着寻人启事的寻子家长，希望借此机会让他们的寻子信息能够得到更多的曝光。曾和孙海洋一起寻觅孩子的杜小华也来到了现场。2011年3月6日，杜小华6岁的儿子杜后琪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失踪。截至目前，他是电影《亲爱的》中，唯一没有找到孩子的原型。杜小华承受媒体采访时表明，希望嫌疑人吴某龙得到严惩。他认为，只有重判吴某龙，才能对其他嫌疑人起到震撼作用，让他们理解，拐走他人的小孩是要支付巨大价值的。

赵良善告诉记者，诱骗儿童罪量刑，应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则：“诱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许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许拘役。”

而拐卖儿童罪的量刑，应依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则：“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景象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许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许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三）奸污被拐卖的妇女的；（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许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五）以出卖为意图，使用暴力、胁迫或许麻醉方法劫持妇女、儿童的；（六）以卖出为意图偷盗婴幼儿的；（七）形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许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许其他严重后果的；（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意图，有诱骗、劫持、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诱骗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的相似之处：被拐目标都是不满14周岁的儿童，都首要使用蒙骗、利诱手段。但二者最大的区别是：诱骗儿童罪的行为人片面上是为了收养或使唤、奴役，而拐卖儿童罪的行为人片面上是为了贩卖牟利。因而，行为人是否具有出卖的意图，是区分两罪的要害。

赵良善表明，拐卖儿童罪与诱骗儿童罪的相似之处，是都有诱骗的行为。但在本案中，从检察院的量刑主张来看，虽然吴某龙有诱骗的行为，可是其意图并非出卖，并未获利，而是转给亲戚抚育，所以检方指控吴某龙涉嫌诱骗儿童罪。

张志伟告诉记者，因为5年有期徒刑已是顶格量刑，除非案件的定性从诱骗罪变为拐卖罪，不然吴某龙被判处的刑期不会添加。

张志伟表明，诱骗和拐卖的意图不同。诱骗的意图是收养，而拐卖是把人作为商品，以出卖为意图。以收养为意图，对孩子通常不致于遭优待或被杀戮。而在拐卖进程中，关于受害人来说，人身安全风险更大。依据他的经验，拐卖比诱骗更常见。

张志伟说，刑事案件的判定，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令为准绳。是否有充沛证据证明吴某龙的行为构成拐卖违法，是司法机关必须考量的因素。本案中，因为案发时刻久远，难以找到涉及钱款买卖的证据。假如无法找到证据，法院会遵循无罪推定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定。

赵良善表明，本案中，公检法对罪名不会存在争议，要害在于对吴某龙的量刑，是否会顶格判刑。假如被害人对一审判定不服，有权提请检方抗诉。检方抗诉的，案件将进入二审程序。但即便进入二审程序，也不会因罪名有误而改判或发回重审。

赵良善解释，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在刑事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提起附带民事的诉讼。

赵良善介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模问题的规则》第一条规则：“因人身权利遭到违法侵略而遭受物质丢失或许财物被违法分子破坏而遭受物质丢失的，能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关于被害人因违法行为遭受精力丢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力损害补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则：“依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模问题的规则》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则，关于刑事案件被害人因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而遭受精力丢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许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力损害补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现阶段，我国现行法令及司法解释的规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补偿规模仅限于因人身权利遭到违法侵略而遭受的物质丢失或许财物被违法分子破坏而遭受的物质丢失。

赵良善表明，就本案而言，被害人可主张的物质丢失，包括被害人家族因寻觅被害人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物质丢失。